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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山县“古城旧事”

    营山古城旧事轶闻颇多,现整理数则,以飨读者。

一、修街道 移牌坊

   

民国17年(1928年),军阀罗泽州驻防营山时,县城街道铺的石板路多以破烂,凹凸不平,雨天行人踩到石板上沾满一身污泥,故人们戏称“翘翘板”,且街道又窄,有的不足一丈,当场天拥挤不堪。为了整肃市容,罗泽州派士兵从磨子街到外西街,将沿街的屋檐全部锯掉,以扩宽街道,并修成了三合土(石灰、粘土、石头三合一的混合物)路面,并规定每家门前栽树一株。

民国20年(1931年),为了交通方便,在通往回龙方向,重开了一道城门,叫新北门。同时,还新建了模范街,市容较前有所改观。

在修街道时,将文昌宫与城隍庙(今武装部附近)交界处的街心牌坊撤除,移到“斗姥宫”(今老车站)与大河堰的路口,这座牌坊是清朝时修的,上书“老人坊”,同时还将“文林坊”(今文林路口)的牌坊名改名“模范街”,并将“文庙”辟为公园,在门前修一牌坊,上书“綏园”二字。

 

营山的“短衣运动” 

       民国十九年(1930年),川军二十军军长杨森部属第二混成旅旅长李朝信进驻营山。当时是防区时代,军队驻那个县由那个县供给粮饷,杨森为了维持士兵的生计,在群众中滥征粮税,当时把提前三年的粮税都征了,仍然不敷士兵的吃穿,二十二年三月,当时四川军阀杨森提倡“短衣运动”,运动首先在县城巨富中带头剪去常袍,然后在一般老百姓中剪去常袍,提倡短衫,运动一开始就受到各方的阻力,不仅一般老百姓接受不了,就连那些巨富士豪的抵触情绪也大,于是县长罗象翥发布《禁穿长衫令》。令文中说:“……须知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且国势衰弱,……顾念时艰,后患何堪设想……着自四月十六日起,由公安局派队,随带剪刀,于城厢内外梭巡,遇有玩视禁令,仍着长服者,立即执行剪衣,勿稍瞻徇,倘敢有抗拒者,立即带县罚究,决不姑宽。”令文一出,二十军就每天组织士兵人人手持一把长剪,在大街小巷巡逻,见穿长衫的,无论何人,一律剪短,一时间弄得群众不敢在大街上行走。

     民国二十二年六月,《论语》杂志半月刊第三期“古香斋”这一栏目中刊登了营山这一奇闻。

三、推行“新生活”、提倡剪短发

 

    杨森系国民党将领。原名淑泽,出生于1884年2

月20日。四川省的广安区龙台寺乡人,杨森于民国

十七年(1928)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驻防营

山,长达十年之久。

 在他驻防营山期间,推行“新生活”、提倡剪短发,当时,结婚妇女都是梳的长饼,发饼上插上一根簪子,未婚姑娘都是梳长辫子,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杨森提倡剪短发,他说:“扎辫子,梳饼饼这是满清时候的打扮,张勋闹“复辟”,他的军队脑后就拖一根“猪尾巴”。现在都是民国时期了,还学那打扮就不象话了,并且扎辫子,梳饼饼要浪费很多时间,剪了发,整齐、美观、清洁得多,还是剪的好。”

杨森一号召,县长的太太,杨森的倂妇首先带头剪成短发,其它也跟着剪,此后剪短发的就更多了。

 

四、禁止缠头、不准赤膊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营山农民头上都喜欢包一根帕子(白、青、蓝都有),每逢当场天,满街都是包帕子的,杨森见到包帕子的极为恼火,他召集群众说:“缠头是非常不文明的,是亡国奴的表现,印度人缠头,当了英国的殖民地,缅甸人缠头,当了法国的殖民地,中国人缠头,也要当日本的殖民地么?以后不准再缠头了,包帕子的要一律取消。”果然他就下了一条禁令,晓喻城乡,当场天见有包帕子的,一律收缴,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包帕子的了。

夏天,男人不穿上衣,赤胸裸背在街上行走,这种不文明行为,似乎习以为常,不是什么大事。杨森对这种人非常痛恨,他又下了一道禁令,不准赤膊,违者受罚。他的军队和警察在城内巡逻,凡在街上、茶馆、酒店遇有打赤膊者,就用豁麻打肉,被打者身上红肿起泡,痛苦不堪,只有求饶.从此再没有人敢赤膊上街了。

 

五、清代营山110任知县的施政综述

  根据清同治九年《营山县志》记载的清代营山110任知县的有关史料,对他们的籍贯、科第、任职期限和执政情况作一简要综合,以为借鉴。
    从清顺治八年(1651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的260年间,营山由朝廷委派的知县110任。清朝的县官是避省籍的。据有省籍记载的87任县官统计,他们中(按今地名)北京1人,河北2人,辽宁3人,陕西4人,甘肃2人,山西2人,河南6人,山东5人,江苏10人,福建5人,安徽1人,浙江15人,江西14人,湖北1人,湖南7人,云南2人,贵州4人,广东2人,广西1人。
    清朝实行按科第授官。这110任知县中有科第记载的81人,其中进士24人,举人31人,贡生26人。
从任职期限看,260年换了110任,平均每任2年零4个月,最长的12年,最短的几个月。这110任中,有54人正式任命为知县,其余为空缺时代理,称为“署理”。
    这110任知县,在营山的功过是非,县志上没有一一记载,不可能全面评述,但有少数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作过一些为后人所称道的事。在同治九年《营山县志》的《职官志》中记载了38任县官的政绩,占110任的34%,他们或因“清白慈仁”而建有去思坊,或因“政绩丕彰”而立有传记,或因“廉明慈惠”而尊为名宦,或因“学优政勤”被士民爱戴。这38任知县的政绩,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教兴学。清代营山经皇帝主持的殿试考了26个进士,在全省100多个县中居第五位,被誉为“科第仕宦,甲于蜀都”。这是与一些知县重视教育分不开的。康熙年间,知县张玉璘(福建人)主张“以学为先,因地育人”。上任第二天他就到学宫拜孔子,见学宫在战争之后,屋漏雨淋,心甚不安。尽管当时百废待举,但建学宫“何可稍缓”。他便带头捐资,鼓舞绅士兴学,学宫焕然改观。道光六年(1826年)知县夏文臻(江西人)一上任便“首以人才为念”,当“询知邑无书院兼乏考棚”,目睹来县参加考试的一千六七百生童,“备桌凳而来者,拥塞公门,一遇霖雨,苦不可状”,便商议士绅,按粮捐输。先修了云凤书院(师范附小前身)的讲堂、学舍,接着修了考棚16间(地址在今会展中心右侧),可容2000余人。21年后的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知县觉罗祥庆(满州人)补官来县,见考棚“庑宇穿漏,墙垣颓崩”,便倡议“易向而南”,将石凳“更之以木”,将土墙“砌之以砖”。光绪年间知县傅亦舟(湖南人)为鼓励诸生勤学,增加书院师课奖赏,他还捐俸银百余两资助贫寒学生,年终发来,使“孤贫者得以卒岁”。这些县官,不仅倡修学宫、书院、考棚,为诸生创造好的学习条件,而且每月初一、十五还去学宫、书院检查课业,为诸生修改文章,教育他们立志勤学。傅亦舟除月课外,还“酒醴具备,招前列者入署会课,以文章品行相规”。张玉鳞教育学生“观善则摩,闻恶则改”。觉罗祥庆勉励“士子读书务于明理达用”,要“通古今之治道,求经济之实用”。
    二、编修县志。清代营山共新修、补修、重修、续修过5次县志,为“存史、资治、教化”起过重要作用。第一次是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张玉鳞来营山任知县,一到任便询问县志,了解县情,只查到残篇数页。他认为“国无史则一代之勋业弗彰,邑无志则一邑之典型不著”,于是聘请告官回乡的举人白不缁编修县志,次年告成。营之山川、名物、风俗、人文,其旋转生灭,从此另开生面。第二次是乾隆五年(1740年)李榕(江苏人)来掌营山,读了康熙四十二年编修的县志后,感到内容繁杂,且有错讹,特别是没有近30年的史料,于是亲自动手,重加辑订,“冗者修之,缺者补之,讹者正之”。书成离任,由继任者邱日增主持刻印出版。第三次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山东王绂疆来营。他感到“邑志创自康熙癸未知县张玉鳞,增于乾隆癸亥知县李榕将四十年”,营山有很多史实可为编修国史提供资料而未记载,便“取旧志重加辑订”。第四次是嘉庆十七年(1812年)河南蒋予藩奉调来营。他认为“县志于田野最近,于士民最亲,是通志、一统志之本”,便请于图培司编辑,“采幽潜之实,杜请托之门,泯猜疑之嫌,除阿党之见”,经4月书成。第五次是同治九年(1870年)营山知县翁道均(福建人)到任前便知营山“为望邑,代有文人,科第蝉嫣不绝”,但查阅县志,多记载缺略,便设修志局复修。请儒绅熊渭樵对旧志“缺者增之,疑似者核之”,历3月告竣。光绪十五年(1889年)刘诫等对该志作过补遗。县志的编修,为营山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三、劝勉农桑。在封建社会里,营山长期处于封闭的自然经济。正如知县李玉台说:“营邑地方百里,居民数万家”、“衣租食税称小康者,仅数百家,而凿井耕田,自食其力者,比比也”。当时的县官,一般只重征收赋税,很少直接过问农业生产。在县志上只记了少数几个县官关心农事的点滴事迹。知县张玉璘“饬闾里之游惰,而民力普存”,对乡间游手好闲的人加以教育训诫,让保存的民力投入农业生产。他还采取措施平息盗贼,使农民有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好环境。康熙以来营山广为流传举人罗在公写的《劝农歌》:“劝尔农,莫惮忙,男子菑畲女课桑”;“劝尔农,莫忘勤,翻犁须熟粪须匀”;“劝尔农,努力耕,东郊气暖土膏生”;“劝尔农,努力耘,种密移疏趁日昕”;“劝尔农,努力收,万宝告成庆有秋”。乾隆年间,知县邱日增盛赞这首歌。他在县志序言中说:读了《劝农歌》,田野里农夫耕田、妇女送饭的繁忙景象,就形象地展现在了眼前。这首歌的流传与当政者重视劝农是有关的。道光年间知县李玉台一到营山就“兴蚕桑,筑堰塘”,兴利除害。知县翁道均还“巡野而劳农功”,到乡间慰劳农民。随着生产的发展,当政者对农事的指导也有所加强。宣统二年营山创立了蚕桑传习所,配备劝业员指导蚕桑生产。
    四、济困救灾。光绪年间,县内人口日繁,民生日艰,弃婴者日多。十年(1884年)知县傅亦舟将同治年间所设育婴堂重建为育婴公社,收养弃婴三四十人,由肉厘所资助费用,雇奶母抚育。次年傅离任。因肉税歉纳,经费无着,继任知县刘廷桢责令屠户按章纳税,违者必究。当年收入大增,不仅能养已育之婴,还有节余以备后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知县李玉台(甘肃人)目睹县内孤贫老病者流亡路旁,情甚惨重,便按例成立栖流所,加以收留,并以经费公局所掌之专款拨出一部分作养济费。为了储粮备荒,嘉庆十三年(1808年)知县刘毓火广(山东人)在城内建社仓50间,将散存于乡下、常为奸民侵蚀的积谷运集于县上统管,共储谷5704石,遇灾则减价卖出,以赈饥荒。光绪三年(1877年)四至六月不雨,禾苗干枯,知县宋家蒸(江西人)捐俸银千两,并开仓平价卖粮,遍设粥棚施粥,赈救饥民。
     五、革除弊端。知县窦扬曾(云南人)“廉断有为”。光绪四年(1878年)他一上任便严惩刁徒。县内有一惯偷,“破案数十未获”,窦按律惩治,良善得以安宁。上级令办积谷,他自备单骑,不顾炎天暑热,亲往乡场劝导,民该踊跃缴纳。此前,县内有种不良积习,即积谷尾欠,多由粮差垫还,而后由粮差拿票索取,乘机加倍勒索,民常叫苦不迭。窦知情后,不准粮差垫分厘,此弊遂绝。当时县内有乡馆(学校)数十,任教者名为考取,实则请托,有真才实学的人往往落选受屈。窦决定“以文行之高下为馆师之弃取”,对县学生员岁科考试也是这样。县内士习文风为之一振。清同治年间所设裕公局所管专修城垣之用的财产,时人多有贪欲之心,常借“裕公”之名挪用。光绪十年(1884年)知县傅亦舟将裕公局改为城工局,并建立制度,刻碑晓谕绅民:自今以后,所有局田岁入租谷,须妥为经管,专作永远培修城垣之用,非地方紧要重大事件,不得挪提。
     六、廉勤爱民。顺治年间,上官宏基(陕西人)任营山知县。当时官府的供给多取于里民,为减轻百姓负担,“宏基悉除之”。顺治十五年(1658年)宏基病逝于任上,因贫不能归。棺材皆县人捐资购置,后尊为名宦。知县宋家蒸在天大旱时,自持斋百日,远去百里之外的孔雀洞取水祈雨。家人有食肉者,便以天灾民困之理严加斥责。在日常生活中,他自奉简朴,吃粗茶淡饭,穿的除朝服外,多为布衣。宋家蒸对民间词讼,皆亲自断决。他说:“民呼我为父母,我呼民为赤子,何等亲切!”为民上者,对民间案件如果只听家丁吏役之言,往往会颠倒是非,“其弊端甚大,其为害于民甚烈,是父子恩义为左右隔绝矣,吾不忍也”。因此他每日坐大堂,遇有喊冤的,便立即审讯。审问时,门丁吏役只能拱手退听,百姓不费一钱,敲诈勒索之徒不能逞其伎俩,民以“廉勤爱民”赞之。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封建社会的这些县官,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的仁政思想指导下,为巩固封建统治所作的有利于人民生息的事,与我们今天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人民政权的执政者依靠人民群众所从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无论在性质上和成就上都是不可比拟的。但作为历史文明遗产,要象李瑞环主席在《从政史鉴》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既要看到它的阶级性,又要重视它的承继性和借鉴性。“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王羲之语)。今人为人民做了好事,办了实事,人民是会永志不忘的。

六、清代营山考中26名进士

  据《四川清代进士征略》和清代《营山县志》记载,清朝经历了267年,从顺治二年(1646)至光绪三十年(1904),由皇帝主持、策问的殿试112次,取进士26391名,四川获得786名(其中状元一名,即资中的骆成骧),约占全清进士的3%。同江、浙相比是比较少的(江苏状元49名、浙江状元20名)。而营山中进士的却达26名,仅次于成都、华阳(双流)、富顺、涪陵,占第五位。这26人中进士后,有9人任知县,4人任知府,1人作府教授,1人任四川财政监理,10人进翰林院(后来他们中有的出任江西主考,有的任云南道监察御史,有的任吏部侍郎),1人在家候官,未任职。他们在任职期中,大都有不同程度的政绩,有的还较显著,受到人民赞许。营山这个比较偏僻的小县,为什么能在清代“科第仕宦,绵绵继继”,列全川一百多个县的第五位呢?经初步分析,经验有五:


    一、县官明智。营山在清代有县官110任,他们中有一部分人重教兴学,为发展营山教育事业作了贡献。在县志上记下了他们的政绩。光绪年间,营山知县周震(浙江人)认为“人才之盛衰视其地学校之兴废;学校兴废视其地宰执(掌权者)之贤否”。贤能的县官,大都重视教育。康熙年间知县张玉璘(福建人)主张“以学为政,因地育人”,上任第二天就到学宫拜孔子,他见学宫在战争之后破败不堪,心中十分难过。尽管当时百废待举,各项事务只能依次举办,但他认为修补学宫却“不可稍缓”,便带头捐资,鼓舞绅士兴学。道光六年营山知县夏文臻(江西人)一上任便“首以人才为念”,他看到来县参加岁考的生童达一千六七百人,自带桌凳,拥挤公门,一遇下雨,苦不可状,深以为憾,便请全县士绅商议,决定按粮捐输,修考棚16间,可座2000余人。光绪年间知县傅亦舟(湖南人)为鼓励诸生勤学,决定增加书院师课奖赏。还捐俸银百余两,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年终还发米,使“孤贫者得以卒岁”。这些县官,不仅倡修学宫、书院、考棚,为诸生创造好的学习条件,他们还在每月初一、十五去书院、学宫检查诸生课业,为他们修改文章,教育他们立志勤学。知县王廷稷(福建人)在书院竣工时对诸生说:兴办学校是官府的事,但力学上进则是你们的责任。他要求诸生刻苦自励,不要“羊质而虎皮”,欺世盗名,只求利禄。知县张玉璘教育学生加强自我修养,要“观善则摩,闻恶则改”。知县祥庆(满州人)主张“士子读书务明理达用”,要“通古今之治道,求经济之实用”。
    二、绅民赞助。嘉庆年间,文庙被毁,知县戴三锡(今北京人)约请师生父老,商议重修,大家“莫不鼓舞奋气”,踊跃捐资备料,认为这是“义所不容推诿之事”。戴深感营山人士热心公益事业,一人倡导,数十百人响应,好义者如此之多,即使有困难,也是能克服的。傅亦舟主持修补学宫时,也是“广募劝,得数千金(银两)”。特别是修建书院、考棚“全系民捐民办,既不待官督率,亦不由吏经营”,“贤者董其事,富者助以资”。修建后的节余还用去添置学田,以收入补助学生。道光二十八年知县李玉台看到山区学校很少,便捐资为倡,各保甲也欣然捐助,添义学5所。
    三、严师训教。师高弟子强,严师出高徒。营山的一批文人学士,辞官归里,教授生徒,对培植人才起了很大作用。进士王凤鸣,任河北高邑、陕西定远知县。辞官归家后,便潜心教授生徒,造就了大批人才。进士陈怀玉,先任夔州府教授,后补保宁府学教授,未上任,告休回家,培植人才,对门生尽心启迪,门人因登第入仕途者达二百余人。翰林白浚铣,辞官归家俸养父母,并“与邑弟子讲学不倦”。翰林院编修侯度,晚年卸任担任成都锦江书院主讲,著《锦江书院学规》。营山进士张乾元、罗愔、于德培、于式枚、于式棱先后就读于锦江书院。
    四、家庭影响。这26个进士,从姓氏上看:姓侯5人,姓于4人,姓陈3人,姓马、王、张、龚各2名,姓黄、易、李、白、罗各1名。他们大都出身于营山龚、侯、罗、马、李、于、陈、张八大望族,受到书香世家的影响。父教子、兄教弟,相互激励。进士陈会的祖父是拔贡、父亲是举人,都是知县,他的儿子陈跻敬也中进士。侯于蓟、侯承浩、侯恩济是前后五十年的一门三进士。李桓的父亲李以宁、祖父李沂都是举人,也是诗人。于之辐的老祖宗于绍是明朝营山第一任知县,传至他是十一代,以后的进士于德培是他的五世孙,于式枚、于式棱弟兄是他的八世孙。云南道监察御史张乾元,辞官回乡,训教弟兄子侄,后来弟师元中进士,弟中元、侄斐然中举人。
    五、学生力学。上述几点都是成才的客观条件,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于学生本人的努力,不论贫富都是如此。贵族子弟中,如因其富而养尊处优,不严加管教,也会成为浪荡公子。贫寒子弟不甘贫穷,经过刻苦努力,也会大有成就。进士陈会“幼时家贫力学,带经而耕”,一边务农,一边读书,因苦读而成翰林。龚士模、龚士楷两弟兄幼年丧父,家贫,力学不倦,后来都中进士。侯于蓟读书时,“端谨沉静,不苟言笑”。可以说他们没有一个不是经过自己刻苦努力而成就学业的。虽然其中有不少人“天资聪异”,也还是离不开主观努力。
毛**同志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封建社会的教育科举制度,无疑是为维护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教育,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都是无法相比的。但历史的经验可以为我们今天发展人民教育事业提供有益的借鉴。

 

杨森简介

 

 

 

杨森(1884-1977),国民党军将领。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号子惠,出生于1884年2月20日。四川省的广安区龙台寺乡人,祖籍湖南衡州府草堂寺。杨森幼时,家境一般,他自小便对习武从军深感兴趣。

1904年,杨森在顺庆府(今南充)中学毕业,1906年入四川陆军弁目队,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升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唐式遵、潘文华等同学,这些人后来形成以刘湘、杨森为首的“速成系”四川军阀集团核心人物。毕业分至新军第33混成协见习,又分派出任四川副都督的朱庆澜的65标任尉级军官,始而步入职业军人生涯。1910年升任第2营右队队官。

辛亥革命后任第1师营长,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投滇军曾任护国军第1军少校参谋、参谋处长。1915年1月参加护国战争,立下战功。1917年任滇军参谋长兼独立团团长。1920年4月脱离滇军,投川军刘湘部任第2师第1混成旅旅长、泸永镇守使,继升第9师师长。1922年任川军第2军军长。1922年在1、2军之战中战败,逃住宜昌投靠吴佩孚,任中央军第16师师长、四川省省长等职。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北伐易帜),任第20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等职。1929年1月下川东之战,攻刘湘失败,退入渠县。1933年10月被任命为第四路总指挥,“围剿”川陕苏区。

1937年任第6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淞沪抗战、长沙之战,历任第27集团军总司令兼第20军军长、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7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调任贵州省主席,1947年调重庆市市长。1949年11月任重庆卫戍总司令辖五路总指挥。11月30日重庆解放,逃到成都。

1949年12月18日飞往台湾,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省“奥林匹克委员会” 理事长等职。1977年5月15日病逝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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